从“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到与宿白合作的“中国考古学通论”，1990年，严文明又专为本科生开设“考古学导论”。考古发现和资料不断增多，讲义也越来越厚。这些课程，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基本就在这些课程中创立。

去年夏天，纪录片《何以中国》摄制组采访他，问起中国的起源。“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把中华文明推倒”，他挥了挥手，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完)

严文明特别强调实际工作，总结的概念和认识要拿到实践中检验，“如果经不起检验，尽管说得好像很圆满，实际上你自己都不相信”。

严文明和苏秉琦的观点之别，事关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一直以来，中原是中华文化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发现时期，动摇了中原中心论。苏秉琦提出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各自都有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理论。

颠沛流离中，父亲从未让他放弃学业。学校恢复时，就送去上学，学校解散了，就到处读私塾，跟着长辈学古文。1953年，经历了破碎的求学生涯后，终于考上北大，第一志愿是物理，但最终被历史系录取。

而严文明意识到这一点时，这些重要遗址还在沉睡，只有一些零星发现。“这是一种‘捅破窗户纸’的能力”，戴向明说，“没有那么深厚的学术积累，没有非凡的洞察力，就捅不透。”

在郭大顺眼中，这正是严文明概括能力的一次体现。“它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和命名，结束了各方各说各的、乱七八糟的状态”，郭大顺说，“他就是有这种综合的能力。”

在北大考古文博系，数十年来，几位著名学者各自镇守一方。这些大师级学者，往往有拨云见日的功力，理论总结和概括能力极强。如今，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广泛占有资料，再高度提炼概括，难度越来越高。而资料越多越需要总结，否则如入密林，一叶障目。郭大顺说，某种程度上，严文明是“最后一人”——既是这批理论奠基者中最后走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具有高度理论总结能力的学问家。

严文明跟学生说过，不要因为他是老师，就赞成他的意见，如果他错了，学生们还是要反对。“学术是一步一步传下来的，对老先生的观点要有起码的尊重，但也不要机械地去学，承前还要启后，继往还要开来。”严文明说。

uedbet官网下载92岁的严文明，出生于1932年，从事考古71年。他担任过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去年被“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授予终身成就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考古学家。北京大学称，严文明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

龙山文化得名于上世纪30年代，主要特征和标志物是黑灰色的陶器。后来，同时期发现黑陶的考古遗址越来越多，各地比照山东的龙山文化陆续命名，造成了混乱。

有城，就有国。在连续发掘了多处遗址后，两次调查确认，这里果然有一座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城址，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此前发现的那些遗址，于是都有了具体身份：有的是宗教活动中心，有的是居民区，有的是墓地……石家河遗址群代表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社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严文明提出“龙山时代”概念，整体指称那个时代在地域和特征上都有紧密联系的文化。从此，对中国史前时期的描绘变得异常清晰。

这次发掘，实则也是严文明聚落考古理念的实践。所谓聚落考古，是以整个原始聚落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中的社会形态，有人类学的色彩。而此前中国考古，一直偏重器物和文化史。

严文明则始终对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念兹在兹。他提出一个比喻：重瓣花朵。各个区系是花瓣，但还是有一个花心，那就是中原。他认为早在史前时期，中国文化就基本形成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考古资料再多，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严文明始终没有忘记。这或许是他总能总结出大理论的原因。自始至终，严文明对中国考古学根本目标的认识基本没变，就是建立国史——通过考古资料，建立可靠的中国历史，认识中华文明。

朋辈和学生们回忆起来，严文明从来都不是强势的人。他对学生非常耐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1989年拜入严文明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时，严文明已是系主任，事务繁忙，学生们有事请教，总是在夕阳西下时到传达室，先给他家里打个电话。严文明在家里等他们，趁晚饭时间跟他们谈谈，谈完饭都凉了。

严文明1958年刚留校当老师，现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的郭大顺同年正好进入北大考古系学习。郭大顺记得，那时严文明就很温和，直至晚年都依然如是。他的温和下藏着细心，郭大顺毕业后到辽宁工作，当时东北考古条件艰苦，严文明一直格外关心郭大顺，东北需要帮助，他从不推辞。编写牛河梁遗址考古报告时，郭大顺请严文明审读，严看得极其细致，意见写了满满五页纸。

这门课成为很多学生记忆深刻的经典课程。多年以后，1987年入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回忆道：“严文明先生讲上半部分，讲得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宿白先生讲下半部分，边讲边写边画，速度很快，字图俱佳，我可以把他说的几乎每个字都记下来。”

“严先生的聚落考古研究，在中国是开创性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说。1981年，严文明发表《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以陕西临潼姜寨这个新石器时代最完整的聚落遗址为标本，实现他所构思的考古学理念之变。姜寨第一期发现了100多座房屋基址，严文明推断，这些房子属于五个氏族，姜寨聚落由家族、氏族和胞族三级社会构成。

2007年，戴向明准备启动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考古。他向严文明汇报了计划，严突然提醒他注意一个生僻的话题——戎狄。这趟中原腹地的考古，为什么要关注戎狄？那时戴向明还不明白。

1943年，严文明在故乡湖南华容上高小，不久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华容城关。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中，老师上了都德的《最后一课》，严文明听得流泪。课后，学校疏散，回家途中，敌机已经飞到，在头顶盘旋扫射。他把课本装进陶罐，埋进后院一棵树下，跟随全家逃亡。

此后几年，山西、陕西等地陆续有一些重大发现。这些发现都表明，戎狄的发展程度和活跃区域，都远超传统认知。“严先生那么早就意识到，晋南与相邻的晋陕高原有密切关系。”戴向明说。

当时，他还没有提到聚落考古这个词。《姜寨》发表三年后，考古学者张光直从美国到中国讲学，系统介绍北美聚落考古方法，这个概念在中国考古界风行起来。而严文明数年前就开始了实践，领风气之先。

一年后分专业时，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找到他，动员他学考古专业，因为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也离不开科学。严文明听从了苏秉琦。此后他将用一生，叩问这片大地的前世。

1980年代，北大考古学系主任宿白希望新开一门中国考古学通论。严文明问宿白，谁来教？宿白说，恐怕只好我们两个人抬，以后再由年轻人接棒。开课后，严文明教上段，到春秋战国为止；宿白教下段，从秦汉到元代。

对于老师苏秉琦的一些观点，严文明也不赞同。他坦诚说起过，比如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划为六个区系，他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没有一篇文章去驳斥，对老师不尊敬的，我绝对不会那样做。”